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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晋南北朝史专家王仲荦简介 他的个人生活是什么样的

时间:2019-03-24 19:56:26 作者: 来源:51区未解之谜网 手机阅读

  王仲荦(1913—1986年),浙江余姚人。1937年毕业于上海正风文学院。曾任上海太炎文学院、中央大学、山东大学教授。建国后,历任山东大学教授、历史系主任,中国唐史学会第一、二届副理事长,山东省史学会第一、二届理事长,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,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。专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。著有《魏晋南北朝史》、《隋唐五代史》、《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》、《北周六典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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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个人生活

  爱好诗文

  先生自幼爱好诗文,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求学期间,因诗写得好,得到章太炎先生的赏识,收为晚年弟子,章先生对他的影响甚大。30年代初,开始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时,曾向章先生请教治学方向,老师告诉他“民族危亡关头,欲保种姓,必须热爱祖国历史。”王先生从此明确意识到史学研究与祖国命运的密切关系,树立起为复兴民族而治史的崇高信念,而且为此奋斗了一生。

  为人师表

  王仲荦先生桃李遍天下,山大现有许多老师都是他的弟子。先生逝世后,他的弟子兼同事,山大历史系教授郑佩欣先生有挽联云:

  “有遗著四百万字 育齐鲁三千英才”

  先生非常爱护学生,早在中央大学任教时,就因支持学生民主运动,受到排斥。在山大任教期间,经常拿出自己的微薄工资接济学生。对于学生的困难,他总是热心地给以解决。他总是将学生的事看作自己的事情,对学生的关心甚于对自己的关心。他视学生如己出,倘若学生犯了错误,他首先做的是自责,然后才去教育学生。

  在先生心目中,学生的前途是最重要的。齐涛先生(现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、党组书记,省委高校工委书记,省社科联副主席,曾主编高等院校文科教材《中国古代史》)是他的学生,学校本来安排他读完硕士之后接替王先生的夫人郑宜秀教授的工作,以便郑老师有时间更好地照顾王先生(先生当时有心脏病),但先生看出齐涛是个人才,不愿因为自己影响他日后的锦绣前程,并未接受学校的安排,还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,继续教导齐涛,直到先生病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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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闻王仲荦先生病逝,撰有挽联:

  直谅多闻,是为益友。

  精勤盖代,无愧宗师。

  平凡生活

  先生拼搏奋斗了一生,成就了他光辉的业绩。先生不仅有着伟大的一面,也有着自己平凡的生活。

  先生生活简朴,当年与郑宜秀老师结婚时,其家当只有一件替换的破夹袄。家里的水泥地板坏了,自己找来工具,亲手修好。

  先生秉性耿直,做人极有原则。一次开会,领导不公平处理一件事,先生马上就站起来:“给我找车子,我身体不好,要回家了。”先生并不怕因此而得罪领导。因为王先生德高望重,许多领导经常看望他,他也从来不回访,有人贴大字报说他架子大,称他为“祖师爷”,他也一笑置之。

  仲荦先生又是个极为重感情的人。对于自己的恩师章太炎先生,他一生仰慕和尊敬,即使到了晚年,仍然对恩师有着深沉真挚的怀念之情。他认为“太炎先生是一个被台湾海峡两边政治家和历史家误会,冷淡了许久的历史人物”,“现在对太炎先生的评价,有许多不实之处,不公之论,是应当矫枉的。”为了澄清事实,他不辞辛劳的撰写了“太炎先生二三事”,后又参与编辑《章太炎全集》,在去世前十余天,还在病榻上与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谈《章太炎全集》出版和章太炎先生的家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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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生一生交友广泛,而且和朋友感情极好,大概是先生是重感情的缘故。如果朋友有困难,先生总是想尽办法,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朋友。在山大,先生和童书业先生过往甚密。童先生很喜欢吃蛋炒饭,仲荦先生就经常亲自做给童先生吃。文革时先生和童先生都遭到批判,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,两个人相互扶持,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,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1968年童先生因病逝世,先生悲痛不已。

  先生对山大也很有感情。当年北大三次来邀请王先生去北大任教,先生都拒绝了,毕竟在山大已经呆了几十年,有了感情,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“山大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”。胡马依北风,越鸟巢南枝,先生又怎么舍得山大呢!

  先生不仅是个好学生,是位好老师,是可以相交的好朋友,他更是一位好丈夫,好父亲。先生很爱家,也很会照顾家人。和郑宜秀老师结婚三十余载,相濡以沫,恩爱逾常。相互扶持,互敬互爱,共同走过艰难的岁月。因为郑宜秀老师的工作比较忙,先生就主动负责起照顾家和孩子的工作,用行动来支持郑宜秀老师。在孩子眼里,王仲荦先生是个慈父,他对待子女很民主,支持孩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,并且恰当地给予正确的引导。因为先生总是很风趣,说话很幽默,所以家里总是洋溢着祥和欢乐的气息。

  仲荦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人,一个虽然平凡却处处闪着耀眼光芒的人。

  捍卫民族尊严

  1936年,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病逝,临死前立下遗嘱“设有异族入主中夏,世世孙孙毋食其官俸。”这几句话虽然是对他的儿女说的,但王先生身体力行,用实际行动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。

  1937年,抗日战争爆发。1938年,先生从浙江老家回到被日军占领的上海,和一批进步人士在租界创建了太炎文学院,王先生任院长秘书室主任兼中国通史教授,讲授中华三千年历史(民国通用教材)。课堂上,先生意气风发,慷慨陈词,极大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。日伪当局对此极为恐惧,起先以“号召抗日”等罪名加以责难,继而给先生寄去了装有子弹的信函。虽然受到如此恫吓,先生却泰然处之,继续走自己的路。直到1940年,汪伪政权粉墨登场,太炎文学院为避免成为汪伪政府的文化工具,宣布解散,先生就此离开上海。

  1940年底,先生抵达昆明,任云贵监察使李印泉(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)的秘书。1942年,怒江前线告急,适逢先生身染虐疾,十分虚弱,但仍然坚持和李印泉先生赴保山龙城等地参与指挥抗击日军。当前线统帅部决定撤军回昆明时,先生极力反对,并正确分析了敌我形势,指出我方优势,在印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,统帅部最终采纳了王先生的建议。固守怒江,给日军以沉重打击。

  1942年底,先生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,1945年,中央大学迁至南京。南京当时处在内战前线,学生运动此起彼伏,先生支持学生民主运动,中央大学当局对此甚为不满,于1947年解聘六大教授,先生当然不能幸免。1947年春,时年34岁的王仲荦先生北上青岛任教于山东大学,直到逝世,在山大教书近40年。

  在山大教学的生涯中,先生虽然一心钻研学术,但是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,他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命运,关注着共和国的成长。1976年,“四五”事件发生,先生曾诗云:“天安门前花如雪,烈士碑成堕泪碑,总理有灵应喜甚,中华个个好男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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